The Death of Ivan Ilyich — 用中文阅读
故事标题目前仍是英文，正文是中文。
在彼得堡的法院大楼里，书记员们正在讨论公务，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宣布伊万·伊里奇·戈洛文去世了。那些多年来与他并肩工作的法官们，每个人首先想到的都是他的死亡对自己升迁意味着什么，之后才想起应该感到难过。他的老朋友彼得·伊万诺维奇留下了名片，那天晚上就去了死者的公寓。一个门房给他开了门，在门厅里他遇到了伊万·伊里奇的仆人格拉西姆，他正在安静地做着自己的工作，仿佛这个房子里什么都没有改变。在客厅里，棺材放在一张桌子上，四周燃烧着蜡烛，房间里弥漫着香火的气味。普拉斯科维亚·费奥多罗夫娜穿着寡妇的黑衣来到他面前，挽住他的胳膊，立刻开始问她现在还能不能领取政府养老金，并详细描述了她丈夫临终时遭受了多少痛苦。
伊万·伊里奇年轻时学过法律，仕途一帆风顺，从一个职位升到另一个职位。他总是和蔼可亲、能力出众、行为得体，从不过问与公务无关的事情。在一个省城，他被任命为预审法官，在那里他娶了普拉斯科薇娅·费奥多罗夫娜为妻。他认为这是一桩不错的婚事，很适合一个前程似锦的男人。但婚姻让他失望了。妻子经常闹脾气，要求他付出比他愿意给予的更多关注。伊万·伊里奇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这个办法将伴随他度过余生：他从家庭中抽身，投身于工作，让法律像河流承载小舟一样承载着他，对他的唯一要求就是沿着既定的航道前行。每次升职都带来更高的薪水、更多的舒适和与妻子、孩子们更远的距离，直到最后，办公室成了他唯一真正感到满足的地方。
伊万·伊里奇后来又获得晋升，被调往彼得堡。他在斯托洛瓦街找到了梦想中的公寓，开始按照自己的心意装修起来。他亲自挑选窗帘、地毯和青铜小饰品，对每一个细节都欣喜若狂，仿佛在装饰的不是几间房间，而是整个人生。一个下午，他爬上梯子要向室内装潢师示范怎样悬挂一段窗帘，结果脚一滑，侧身撞在了窗框上。他用手扶住了自己，疼痛只是一瞬间，转眼就消散了。他笑了起来，为自己及时救住了窗帘而高兴，继续干活。那天晚上，他逢人就讲述自己有多敏捷，说自己像个年轻人一样救了自己。他再也没想过那处淤伤。毕竟，这只是个小事，而他的房间如此美好，他的人生此刻也如此美好。
伊万·伊里奇的嘴里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味道，左侧肋下传来一阵沉闷的不适感——正是他撞到窗框的那个位置。起初他没有放在心上，但这种不适并没有消退，反而逐渐演变成一种持久的、令人烦恼的疼痛，整个工作日都跟随着他，甚至在用餐时也不放过他。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注意到他变得易怒、面色苍白，坚持要他去看医生。他不情愿地去了，心里告诉自己这没什么——无非是消化不良，绝不是他这样身份的人需要放在心上的事。但那晚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听着自己的呼吸声，发现自己无法停止地想起肋骨下那阵沉闷的疼痛，一遍遍地琢磨着它，试图为它找到某个无害的解释，却始终没有找到。
The celebrated doctor examined Ivan Ilyich the way Ivan Ilyich himself had so often examined the men brought before his own bench — with the same brisk, impersonal confidence, asking questions that mattered to the doctor's diagnosis and none that mattered to Ivan Ilyich's fear. Was it the kidney? The appendix? The doctor spoke of a floating kidney in Latin terms, offered no plain answer, and told him only to rest and take certain drops. Ivan Ilyich asked, directly, whether his condition was dangerous. The doctor glanced up over his spectacles as if the question were improper, and said merely that it was too soon to say anything definite. Driving home, Ivan Ilyich turned the doctor's evasive words over and over, and understood, with a cold certainty that had nothing medical in it at all, that something inside him was seriously and perhaps fatally wrong, and that no one intended to tell him so plainly.
那天晚上，伊万·伊里奇独自坐在书房里，想起了旧日课本上的一个逻辑推理：凯乌斯是人，人是会死的，因此凯乌斯是会死的。这个推理他一直认为对凯乌斯是真的，对人类整体是真的，但在他四十五年的人生中，从未认为它对他自己是真的——对那个有玩具、有母亲、有独特感受的瓦尼亚是真的，那个瓦尼亚根本不同于凯乌斯，也不同于笼统意义上的人类。如今，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在自己的书房里，感受着肋下那股持续的疼痛，他第一次明白了，这个三段论对他的适用，和对任何人的适用完全一样。他会死。不是某个遥远的日子，不是抽象意义上的死亡，而是很快就会死，是具体的、确定的死亡，没有任何辩论、没有任何巧妙的推理、没有部里的任何职位能够改变这个事实。
到了现在，伊万·伊里奇的腿在漫长的夜晚疼痛难忍，医生开的任何药都无法缓解。只有格拉西姆找到了唯一的办法：这个年轻的农民仆人会在没有被要求的情况下走进来，把伊万·伊里奇的腿抬到自己强壮的肩膀上，一小时一小时地托着，什么都不要求，也不抱怨，而伊万·伊里奇终于能睡上一小会儿。家里其他所有人都把他的病当成一种尴尬，一件要处理、要匆匆打发过去的事；只有格拉西姆直白地看待他，不装模作样，似乎真心地怜悯他，就像怜悯一个真正在死去的人，而不是虚情假意地表示同情，希望他能恢复，不再添麻烦。伊万·伊里奇开始比依赖任何药物都更加依赖那些夜晚，有时候，被这样托着，他几乎能忘记疼痛。
一个傍晚，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和女儿丽莎穿戴整齐准备去剧院，在前厅里为丢失的手套咯咯笑着，外面已经叫好了马车在等候。伊万·伊里奇穿着晨衣站在房间门口看着她们，心里涌起一股接近仇恨的感受——不是对她们做的什么事，而是对这个事实的仇恨：他的垂死对她们毫无改变，无论他是否独自在这个夜晚里忍受痛苦，这个晚上都会完全按计划进行。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出门前来吻了吻他的脸颊，高兴地叮嘱他好好休息，提醒他要吃哪种药水，话还没说完人已经转向了门口。他从窗口看着马车的灯火摇晃着消失在街道远处，房子周围陷入了深深的寂静。
伊万·伊里奇连续尖叫了三天，那是一声不断的长鸣，隔着两扇紧闭的门都能听见，听到的人几乎不敢相信这声音出自一个活人。他感觉自己被某种看不见、无法抗拒的力量推进一个狭窄的黑袋子里，无论他如何挣扎都被推得更深，最可怕的是他知道自己无法逃脱，也无法停止被推进。这三天里，他的意识几乎不在房间里；家人在他周围来来往往，仿佛隔着很远的距离。到了快要结束的时候，他的儿子瓦西亚蹑手蹑脚地走到床边，握住父亲的手，贴在嘴唇上，哭了起来。伊万·伊里奇在所有的痛苦中，感受到了儿子嘴唇那细微的重量压在他的手上，在那一刻，虽然只是短暂的一瞬，他心中的尖叫声安静了下来。
伊万·伊里奇在尖叫声中突然停止了挣扎，不再抵抗那股压住他的力量，而是任由自己坠落。在那个黑色口袋的底部，他本以为只会看到黑暗，却发现了光。他瞬间明白了，自己的人生本不应该是这样的，但这一切还可以改正，这个念头不再折磨他，它就这样存在着。他为躺在床边的妻子和儿子感到难过，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想让他们好受一些，而不是更加痛苦。他试图说出来，却只说了一句"放过我"，意思是让痛苦离开，而不是让他们离开。有人的手握住了他的手。然后，死亡没有降临，只有光充满了他的全身。伊万·伊里奇对自己说："一切都结束了。"随后他死了。